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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一开始报道酒店女服务员杀死官员的时候，我们似乎面临着又一场“民意审判”：邓玉娇虽然杀人，但是在大多数网民心目中，她的行为不仅可以原谅，而且代表着正义和反抗强暴的勇气，因而根本不应该以杀人罪起诉她。然而，如果邓玉娇确系过激杀人，我们又如何对待这种民意呢？在一边倒的网络民意面前，刑法岂不是应该让步吗？

　　民意和法律的对立似乎给我们出了一道难题：服从民意，就意味着损害法治；服从法律，则有可能让一些人认为这不过是应验了“窃钩者诛”的老话而已。民意之所以质疑法律，正是因为法律对邓玉娇这样的弱势者显得尤其好用，而对于官员和富商有时却无可奈何。

　　然而，随着案情的发展，民意关注的已经不仅仅是邓玉娇是否应该以杀人罪遭到起诉，而是杀人事件的真相。其实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民意并不要求一个特定的结果，而只是要求获得事件的真相和看到公正的处理。

　　在当今中国，民意压力对于保证调查、取证和审判公正发挥着特殊而重要的作用。邓玉娇案让我们看到，民意是没有必要和法律对立的；恰好相反，民意可以成为推动法治进步的力量。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民意所要求的结果也正是法律所要求的结果，依法审判是体现民意的最可靠保障，而在“依法”出于种种原因得不到保障的情况下，民意就成为推动司法回归公正的中坚力量。

　　至少，人民有权知道事件真相；也只有满足人民的知情权，民意才可能作出理性判断。理性的民意不能无视法律，更不能违背法律，但是完全可以通过各种舆论渠道表达要求政府和司法机关依法办事的呼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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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1日下午，媒体已经介入调查，胡国平声称要把钱还给家长、将人带回湖北，当晚丁俊父亲给胡国平打电话解释。

胡国平：不能再乱讲了，一定要解释清楚，不能再去问了。你跟记者说是请我们帮你到那边去代办手续的，或者就说手续都已经办好了，给我们家长了，那样说也可以啊。
丁父：手续已经办好了？
胡国平：是，是这样子说。如果到湖北去调查，就不大好了。
丁父：亲戚说我没有任何书面的东西，就把钱给了人家了，说我受骗了。我说，奉贤公安局的一起来的，不可能骗的。
胡国平：对对对。我们骗你干什么？我们跟你无冤无仇。你们又找不到我们。
丁父：10万块钱是取保候审的钱？
胡国平：是。……如果明天他们还去问，那就没有办法了，那我们就先把钱还给你们，把你儿子带走。

● 22日下午，胡国平拒绝了另外两个家长交钱放人的请求，而和家长们一起再次到了丁家谈话，胡国平要还钱带走孩子。
胡国平：我们把钱给你，孩子我们带回去。
丁父：这绝对不可能，我们钱已经给你们了。
胡国平：那你还跟记者说？

● 22日下午，在丁俊家，说到了通城警方抓丁俊的手续问题。
丁父：别人问我，“你儿子犯的什么罪？”
胡国平：赌博罪。
丁父：在上海最多罚罚款啊，最严重就拘留7天，但我说可能湖北有湖北的方法。
另一个通城警官：是，不一样的。
丁父：亲戚就说我是稀里糊涂，一样手续都没有，碰上坏人了。
胡国平：我们前段拘留证给你看了。
丁父：我什么时候看过拘留证？
胡国平:（沉默了一段）家属通知书也没有？
丁父：我什么时候看过呢？
另一个通城警官：应该是把人带到湖北去，在湖北的看守所，然后由湖北那边发这个家属通知书。
丁父：那孩子这五天五夜叫什么呢？
通城警方：（沉默）

湖北通城警方上海刑拘“赌球案嫌疑人”，“要么交10万，要么带回湖北”

■ 通城警方提出“取保候审”的一口价：10万。警方解释，这10万块钱包括3万块的保证金、没收的赌资，还有罚款。“要么交钱，要么把人带回湖北。”
■在各自缴纳10万元后，两名“嫌疑人”被通城警方以 “刑事拘留证”从看守所提出并释放。通城警方提供的汇款地址为办案民警妻子的私人账号，也未出具任何法律文书或证明材料。
■媒体介入调查后，通城警方找到 “嫌疑人”家属，要求“还钱带人”，而另外两名嫌疑人的家属 “交钱放人”的要求亦被拒绝。
■ 通城县公安局表示：“案件从整体上来说并没有办错，只是程序上有些不合适”；“钱存在个人账户里带回来和放在身上带回来是一样的”。
■26日，再次接到警方电话通知后，另外两名嫌疑人的家属赶赴湖北，准备交钱领人。

在被“刑事拘留”五天五夜之后，“涉嫌参与网络赌球”的上海小伙丁俊终于被家人从湖北通城警方手中接出。丁家付出的代价是10万元的“保证金，罚没赌资加罚款”。
通城警方在上海先后“刑拘”共5人。其中，丁俊的朋友单威在同样交付10万元后也被释放。而另外没有交钱的3人则被带回了湖北。

5月21日下午4点，在各自的家人向警方提供的一个私人账户上汇了10万元以后，丁、单二人得以被“取保候审”，他们被告知，其中只有3万元的名目是“保证金”，而且将来也不会被退还。

当晚，数家媒体接到报料，参与调查。次日中午，另有两名“犯罪嫌疑人”的家属带着钱找到通城警方请求“交钱放人”，却遭拒绝。带队警察胡国平称“有媒体调查了，领导要求把人带回去”。一天后，通城警方将另外三名“犯罪嫌疑人”带往湖北。
一张银行转账的汇款单、几段录音、一张湖北警车的照片，这是丁俊和家人所留有的全部“证据”，而通城警方从抓人到收款到放人，没有出具过任何法律文书或书面证明。

协助办案的上海奉贤区公安局看守所向记者证实，5名“嫌疑人”，均是被通城警方以“刑事拘留证”从看守所提走。而奉贤警方并不清楚其中已有两人被释放。
这到底是一起怎样的跨省办案？这背后到底又有着怎样的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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